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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自然》雜志發表了題為《中國科學家與假冒試劑的秘密戰爭》一文。根據文章描述，中國存在著一個利潤豐厚的假冒試劑市場，科學家們在想方設法對付這些假貨。

假科學試劑在中國并非是個新現象。相反，它們已經存在多年，對科學家們造成極大困擾。國內的科學網聯合《科學新聞》雜志關于科研試劑耗材造假現象做過網絡問卷調查，在將近500份問卷中，有43％的人曾使用假冒偽劣試劑耗材，比例幾乎達到一半。

科學與造假，似乎本不相容，卻在中國并存多年，原因到底是什么？ 

大學、研究所使用的生物試劑也有假貨嗎？5月11日，《自然》雜志發表了題為《中國科學家與假冒試劑的秘密戰爭》一文，根據文章描述，中國存在著一個利潤豐厚的假冒試劑市場，科學家們在想方設法對付這些假貨。

試劑造假聽起來有點兒匪夷所思，把這個現象說得通俗化一點，或許就很容易理解了：買試劑和到國外代購包包的套路很相似。為了能夠買到免稅的產品而選擇買水貨，但是又常常會因為不了解代購方，而買到假貨。

這不是國際學術期刊第一次對中國的假冒試劑投入關注。2009年5月，另一家世界權威的學術期刊《科學》雜志，就曾報道了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特聘研究員席建忠購買到假細胞培養基的經歷。國內的科學網聯合《科學新聞》雜志就關于科研試劑耗材造假現象在網上曾做過問卷調查，在將近500份問卷中，有43％的人曾使用假冒偽劣試劑耗材，比例幾乎達到一半。

國內科研試劑造假的“套路”沿用了制造普通假冒偽劣產品的做法。例如，2007年，生物在線網站曾披露，國內許多企業向各大科研機構出售所謂“美國ADL公司的ELISA試劑盒”，然而，這家公司并不存在，它是由國內商家杜撰一家“美國公司”，然后將國產試劑盒套上國外身份進行銷售。

由此可見，假冒科研試劑的出現在中國至少有10年的歷史了，但至今它依然是令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人員感到困惑的問題，以至《自然》雜志最近再次關注此事。 

隱秘的試劑造假

根據2015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生物試劑，是以微生物、細胞、動物或人源組織和體液作為原料，應用傳統技術或者現代生物技術制成，用于人類疾病的預防、治療和診斷的藥品。我們日常聽到的抗生素、血清、疫苗、血液制品甚至動物源性的組織和胚胎等都屬于試劑的范疇，是生物科學實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黃嵩是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長，他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他們研究所一年有4000萬元經費花在購買試劑上，幾乎占了整體科研經費的一半。在采購試劑的時候，假冒試劑的陰影始終縈繞在他心頭。

2013年，他曾在中關村一家打印店里看到印著艾博抗（Abcam）和CST（Cell Signalling Technology）等國外知名抗體公司名稱的標簽；2015年，他看到實驗室里有清潔工專門挑揀出空的試劑瓶，問過以后才知道，有人以40元一個的價錢回收空試劑瓶。

不僅如此，黃嵩自己也有過買假試劑的經歷。他曾經做DNA轉染的實驗，把DNA引入細胞的試劑出了問題，使得他后面的實驗沒有結果。他想到很多因素：血清是假的，還是細胞出了問題，或者是實驗方法出了錯？他把這些都試驗了一遍，依然沒找到原因，最終才想到試劑是否有問題——一試，果然試劑本身就是假的。

“重新測試的過程非常長，一個禮拜才能驗證一個變量是不是錯的。”在辛辛苦苦完成一系列實驗以后，再折回去尋找“錯點”是非常煩惱的事，這樣的困擾不僅黃嵩獨有。

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研究員席建忠曾對《科學》雜志講述，他的實驗瓶里多次出現黑斑，培養的細胞在一周內就死亡了，逐個排除干擾因素以后，最終發現他使用的一種細胞培養基DMEM可能是假貨。“DMEM太基礎了，我們從來沒想到過它會出問題。”除了費時、費力還費錢，因為實驗過程中還添加了很多其他試劑，使用各種耗材、儀器，而且搭進很大的人力成本。根據席建忠的計算，一次這樣的事故，損失大概就有二三十萬元。

北京大學工學院特聘研究員黃巖誼曾經提到，“實驗室的老師和學生從來就沒有想過試劑會有假的，他們大腦里從來就沒有這根弦兒。”在黃嵩看來，很多生物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都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從來不會懷疑試劑的真假，因為在美國幾乎不會遇到假貨。

黃嵩根據自己看到的假冒商標和試劑瓶回收的情況推測，試劑造假的手段應該是兌水摻假和直接假冒。“許多生物試劑包裝并沒有密封條，拿抗體來講，經銷商可能會將一管抗體分裝成兩管、三管甚至四管，然后分別兌水，這時候從外表上并不能看出哪管試劑是假的，只要能打印出標簽來，貼上去就行了。”

他推測，造假者的另一種手段是用回收的國外品牌的舊包裝，直接裝入來歷不明的試劑，貼上打印的進口品牌標簽，就能賣大價錢。“這些人用別人的品牌是沒有顧忌的，自己賺了錢，卻毀了國外品牌的名譽。”

假試劑難以“溯源”

國內高校或研究所所使用的大部分試劑都是進口的，這樣做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崇洋媚外”。“用進口的，是因為試劑是一種工業標準，你的實驗結果要讓別人重復出來，那么，你的試劑必須是全世界的實驗室都在用的，而且應該是有幾十年的質量保證的。”黃嵩解釋說，“中國完全可以自己創造一個品牌，但是別人不用啊！你說你的實驗用的是國產某某品牌的血清，你的論文發到國際學術期刊，人家會覺得，你所使用的沒有一個試劑是我認識的，那你的結論在我心里也會打鼓。”

而且，如果試劑公司的技術不夠高，則試劑質量不穩定，可能會夾帶雜質，最終的實驗結果就有可能是雜質造成的假象。

iBio聯合創新服務中心的CEO楊穎負責生物材料的進出口工作。在她看來，生物醫學領域的科研材料有幾個剛性需求是不可替代的。比如，進口的胎牛血清，主要是培養嬌貴的細胞，比如干細胞或者神經細胞，它們對血清的要求很高，國內的血清和國外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科學研究需要一直追逐最新的東西，很多創新的源頭還是來自國外。所以看到一個新東西，可能整個產業鏈還在國外，國內還沒學會如何仿制呢，國外就又出來新東西了。因為這種特性，所以國內在生物科研試劑領域沒有形成產業鏈，但是又有剛性需求，所以就必須進口。”

國家對生物材料進出口有一套復雜的流程和標準，與科研人員的需求之間形成一種矛盾，這就成了水貨、假貨產生的一大背景。

由于生物試劑有安全隱患，所以進口過程十分繁瑣，需要遞交一系列的資格審查表、報關、通關、檢疫檢驗等，單獨報關的費用很昂貴，國外的試劑公司很少在中國直銷，而是設立分公司或者一級代理。但是檢疫檢驗部門為了保證安全，對試劑質量評價有一套專門的流程和標準，所以通過官方渠道購買，需要花費1～2個月的時間，而科研人員希望更快地拿到這個產品，用在實驗中。

科研試劑的水貨在這種情況下就登場了。水貨是逃避關稅、非法進口的產品。兩個月前，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就截獲了私人攜帶的18瓶胎牛血清。“水貨見不得光，科研人員用了水貨也無法聯系廠商和合法經銷商，所以也就沒辦法溯源，于是假貨就有了大行其道的空間。”楊穎說，“但凡能溯源的，就不會有假貨。選擇了非法渠道進口試劑的科研人員，一旦買到假貨，就只能自己吃啞巴虧。”

即使通過正規代理商，試劑市場的情況也很復雜。在丁香園網站的實驗產品采購平臺“丁香通”上，就能看到給用戶推薦的生物材料生產和代理公司，多達800多家。

清華大學生物系2014級研究生孔一番（化名）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他們實驗室每天都有各種代理商來上門推銷產品，他們會選擇一些長期合作的大代理商，并且在他們當中進行比較。“競爭激烈，一個代理商可以代理多個產品，誰來得勤，誰會推銷，誰給的折扣合適，我們肯定就會找誰買。” 在孔一番所在的生物技術樓里，很多實驗室門口都貼著“謝絕推銷”的字樣。據某實驗室管理試劑采購的王老師介紹，幾乎每周都有來實驗室“套近乎”的，講他們代理的產品以及價格優勢。

除了學校統一購買或者從國外官網直銷購買以外，王老師所在的實驗室有自己長期合作的代理商。但是即使從合作的代理商處，她也買到過疑似假貨的實驗耗材。“具體是真是假沒辦法確定，但是最后我們就不從那家買了，選別的代理商。之前的代理商也不會承認有問題，只是跟我們說包裝不同。最后就算了，反正也沒有產生特別惡劣的影響。” 

試劑打假在行動

使用假冒試劑的后果并不像通過“海淘”購買到假貨那么簡單，它不僅僅是金錢的損失。黃嵩提到，假冒試劑對中國科研體系都會造成影響。“《自然》雜志之所以報道中國的假冒試劑問題，肯定是美國那兒有反饋，才來中國做調查的。”他說，“這樣下去，國外廠商以后可能對中國市場會有限制，而且這關乎我們發表文章的誠信度問題。多少人的心血和時間、多少教授的前途和國際聲望，還有我們每年砸出去的多少科研經費，但是碰上一個試劑造假，人家就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你。”

看到《自然》雜志有關中國假冒試劑的報道，很多科研人員都留言表示“希望國產試劑能夠迅速崛起”，但是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黃嵩舉例說，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原先使用美國試劑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并且最終拿到了諾貝爾獎。得獎后他就開始慢慢使用日本的產品了，而且繼續發表出很好的文章。此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也想方設法買日本產品，于是，這些日本產品慢慢就變成世界公認的了。“不要小看一小瓶試劑，這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中國的試劑想要打入國際市場，還需要很長時間。”

但面對試劑造假現象，中國科學界已經有所行動。目前，北京生物科學研究所很多重要試劑都從iBio聯合平臺統一從國外采購，然后再在所里分發，這就減少了每個人接觸不同代理商的機會，也減少了接觸復雜貨源的風險。

據楊穎介紹，這個平臺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科院與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聯合發起，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管委會搭臺建立并授權的服務平臺。它聯合中關村海關、北京國檢局和對生物材料有需求的院校和企業，建立一站式免稅進出口服務。“相當于大家團購，并享受到免稅采購實惠。同時在這個平臺上實現特殊物品風險評估、檢疫檢驗等，在合規的前提下，實現快速進口。”

“對于供應商來說，這17％的稅能逃就逃，是巨大的利潤。特別是血清，一瓶價格就可達上萬元，逃個稅就能賺1000多元。”雖然iBio目前主要服務于京津冀，還只是一個試點，但據黃嵩介紹，蘇州工業園也準備把iBio平臺的運營模式和國家配套方式搬過去，目前打算這樣做的，還有上海張江高新科技園等。

同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協和醫院等在使用“供應室”平臺，它相當于一個“天貓”商城，平臺對供應商進行資質審查，推出“正品保障”和“七天無條件退換貨”等服務計劃，實現用戶和供應商的在線交易。

未止科技是由幾個自英國歸來的海歸人士創辦的生物科技公司，他們認為，在抗體技術全面革命之前的最有效過渡方案，是讓用戶積極參與反饋數據分享，建立科研行業的“大眾點評”，才能夠以第三方監督的機制促進行業改革。目前，他們已經在自己的官網上推行了“抗體驗證計劃”。

當然，科研人員自身的行為規范也很重要。為了更快地拿到試劑，有些人在質量和速度的權衡中選擇了后者，這樣的做法助長了假冒試劑的出現。“科研人員不重視合規進口。最快的獲得進口試劑的途徑就是個人入境夾帶或者信郵。”楊穎介紹說，過去，用這兩種方式攜帶試劑入境比較方便，而且有機會免去瑣碎的檢疫檢驗程序。但是就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前不久，她看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的新規定：對違反有關動植物防疫、檢疫的國家規定，有引起重大動植物疫情危險的，應予立案追溯。

“中國科學界越來越呼吁合規進口科研試劑，在期刊上發表文章也要溯源，再加上法律上加大了管理力度。”楊穎認為，隨著國家在科研領域投入的不斷加大，科研試劑的假貨問題和合規進口問題，應該在較短時間內有所改觀。